李端棻墓位于貴陽市烏當區永樂鄉水塘村大關口松山半阜上，1987年經貴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貴陽市文物保護單位。

貴陽市噴水池郵局后面有條由北向南的舊河道，名貫城河。河的東岸有條不寬的小巷，叫長春巷，清朝著名的維新大臣李端棻就出生在這巷內。

李端棻（1833年—1907年），字苾園，貴州貴筑（今貴陽）人，幼年喪父，與母親相依為命，由叔父李朝儀教養成人。20歲補博士弟子員，29歲中進士，入翰林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擢內閣學士，為大學士倭仁、尚書羅敦衍所器重。因文學而受清同治、光緒兩朝知遇，歷任山西、廣東、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，全國會試副總裁。光緒十五年（1889年）他主考廣東鄉試時，十分賞識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，將堂妹李惠仙許配給梁，與梁結成親密的郎舅關系，并與戊戌維新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后遷任刑部侍郎、工部侍郎、倉場總督。甲午戰敗，他痛感中國國勢孱弱和實用人才乏絕，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五月，李端棻上《請推廣學校折》，建議在全國進行教育體制改革，奏請改革專習考據、詞章、帖括的舊式書院，在全國遍設新式學堂，在首都設京師大學堂，各省的州府縣遍設各級學堂，開設外文、算學、天文、地理、格致（理化）和外國歷史；還建議設藏書樓（圖書館）、儀器院、譯書局、廣立報館，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。李端棻的這一奏請，旋即被總理衙門審議通過和光緒皇帝降旨允準，并于兩年后逐一付諸實施，為北京大學的前身——京師大學堂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，從而敲響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喪鐘，拉開了向近代教育轉型的序幕。

李端棻從政后，敢于維新，敢與頑固派斗爭，他的維新思想還影響和啟迪了流寓京師的貴州籍人士，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康有為、梁啟超發動的著名的“公車上書”時，貴州舉人紛紛參加，現存的603人名單中，貴州竟有96人，幾乎占六分之一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“戊戌變法”前，李端棻向光緒皇帝密薦康有為、譚嗣同，稱其“堪大用“。變法時，李端棻積極參與，梁啟超說，當時“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，一人而已”，這一人，就是指李端棻。光緒帝將其破格擢任為禮部尚書，大力推行新政。

“戊戌變法”即“百日維新”運動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發動政變而告失敗，光緒皇帝被軟禁，當了兩個半月禮部尚書的李端棻則被革職流放新疆，中道滯留甘州。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赦回原籍貴陽。

李端棻回原籍后第二年，貴州巡撫聘他主持貴州經世學堂講席。當時，學堂在貴州出現不久，仍保持著書院的月課制度。李端棻覺得，變法雖然失敗了，但是，“萌芽新政要推行”，自己有責任充當西方新學的傳播者，就慨然以獎掖后進，開通貴州風氣為己任。他在主持月課時，以《盧梭論》、《培根論》命題，闡發西方民權、自由思想，將盧梭與中國的孔子、孟子相提并論。學生聞所未聞，嘩以為怪。他耐心講解，并向學生傳閱梁啟超主編的《新民叢書》。講課之余，他又在貴陽王家巷（今勇烈路）私宅，招集學生講學，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，如孟德斯鳩的三權鼎立論、達爾文的進化論、赫胥黎的天演論等。李端棻是清末向貴陽人民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第一人。李端棻的行為，遭到當時貴陽守舊的士大夫的誹謗，未及一年，他即離開經世學堂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底，他聯合士紳于德楷、唐爾鏞、任可澄、華之鴻等，將原設北書院的貴陽府中學堂移至雪涯洞，改設為貴陽中學堂。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這所學堂改稱通省公立中學堂。1908年，該學堂遷入河神廟新址，這就是今天貴陽一中的前身。他年過古稀之時，步履艱難，仍時而由人攙扶巡視貴陽各學校，并盡力捐款助學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11月17日，李端棻在貴陽逝世，終年75歲。他自己沒有兒子，從弟端榘子葆忠嗣，由繼子李葆忠將他葬于貴陽大關口。

李端棻遺有《苾園詩存》一卷，載于民國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版《貴陽文獻匯刊》第五期。這集子收集了他的詩約百余首，主要是戊戌變法失敗后數年間寫的，少數幾首是舊作，由他的表弟何麟書記錄提供。這些詩都是七言律詩，多是感時抒懷、詠物、記事、酬答之作，是他人生最后幾年的生活寫照。戊戌變法失敗后，他歷盡坎坷，但政治思想仍然趨向維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