貴州著名歷史學者李獨清：學術巨擘黔地之光

在貴州的歷史文化長河中，李獨清是一顆璀璨的明星，他以深厚的學術造詣、卓越的研究成果，為貴州的文化傳承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讓我們一同走進李獨清的世界，領略他的風采。

李獨清，又名忠信，字篤卿，別號潔園，1909年出生于貴陽，祖籍陜西臨潼。他出身于世家，父親李天錫是光緒三年進士，宦游直隸多年。自幼，李獨清便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，幼承庭訓的他學有根基，為日后的學術之路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1926年，李獨清從達德中學畢業。原本他打算投考中央大學，然而因母親年邁，不能遠行，他便改入省立貴州大學經濟專修科。兩年后，他順利畢業，開始了自己豐富且成就斐然的職業生涯。他曾擔任省政府秘書，同時兼任貴州通志館（后改貴州文獻徵輯館）采訪、編審。在抗戰時期，他先后在國立貴陽師范學院中文系、國立貴州大學中文系擔任教授，即便身兼數職，他依然在貴州文獻徵輯館兼職，全身心投入到學術研究與地方文化建設中。

李獨清一生的學術成就令人矚目，而他在《貴州通志》修纂工作中的貢獻尤為突出。民國《貴州通志》的修纂工作從1919年開始倡修，由于軍閥內戰、日寇入侵等原因，時局動蕩，修纂過程極其艱難。但李獨清與任可澄、陳矩、楊恩元、凌惕安、萬大章等兩代貴州博學鴻儒，懷著對地方文化的深厚熱愛與責任感，克盡時艱。李獨清獨立完成了《貴州通志》的藝文、金石、秩祀三分志的修纂。這部《貴州通志》上溯遠古，下迄辛亥革命，設十九個分志，全套一百七十一卷，共一百零五冊，近八百萬字，是貴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通志，為研究貴州地方史、西南民族史、邊疆治理史等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料基石。

在文瀾閣《四庫全書》入藏貴陽時，李獨清也發揮了重要作用。當時，由任可澄組織纂修的民國《貴州通志》已編纂近20年，《四庫全書》中的貴州史料成為學者們夢寐以求的寶藏。貴州文獻征輯館經呈報省政府轉教育部，批準抄錄有關貴州史料，并委托李獨清到地母洞翻閱閣書。自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，李獨清帶著兩名助手，經過1年零3個月的艱辛努力，抄出大量有關貴州文獻，整理編排為8冊，定名為《貴州史料第一集》。這些史料在編寫《貴州通志》時發揮了重要作用，使得民國《貴州通志》成為有史以來至民國時期資料最豐富的《貴州通志》。遺憾的是，因經費困難，《貴州史料第一集》尚未付印，就因黔南事變導致材料全部散失。

李獨清的研究領域廣泛，在中國古典文學、歷史及有關貴州典籍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。他的著作頗豐，在文學研究方面，他的《李白流夜郎考》《明史何騰蛟傳考異》《關于晏殊詞的評價問題》《論辛棄疾詞及其流派》《巢經巢詩說》等文章，都是分量很重的長文。這些文章考證精細，持之有據，言之成理，即便讀者未必完全認同其觀點，但也不得不敬佩他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深厚的學術功底。尤其是他對巢經巢詩的論述，鞭辟入里，切中肯綮，是目前所見巢經巢詩評論中最有見地的篇章之一。

在歷史研究方面，李獨清的貢獻同樣顯著。他編寫的《孫文恭公年譜初稿》（后更名為《孫應鰲年譜》），先在貴州文獻徵輯館所辦《貴州文獻季刊》連載，后經他修訂、增補。孫應鰲是貴州歷史上的重要人物，這部年譜為研究孫應鰲及相關歷史時期提供了重要參考。此外，他還著有《續修貴州通志和徵集文獻經過》，詳細介紹了民國《貴州通志》《黔南叢書》《貴州文獻季刊》的纂修、編輯、出版的始末。民國《通志》及相關書刊的編輯出版，是貴州近代文化史上的大事，參與其事的先生們大多未留下記錄，幸好有李獨清這篇文章，讓后人得以大致了解當時的情況。

李獨清不僅在學術研究上成果豐碩，在教育領域也有著深遠影響。他從事高等教育凡四十余年，先后在國立貴陽師范學院、國立貴州大學等院校任教。他的學生遍布省內外，可謂桃李滿天下。他以淵博的學識、高尚的品德，為貴州乃至全國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，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奉獻了自己的一生。他曾擔任貴陽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，省、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顧問，貴州中學語文研究會名譽理事長，貴州省古籍整理領導小組副組長，貴州地名詞典編纂處顧問等職務，積極為貴州的文化教育事業出謀劃策、貢獻力量。

1985年，李獨清先生逝世，但他留下的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和傳承。他一生潛心研究，為貴州的歷史文化研究樹立了標桿，他對地方文化的熱愛與執著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貴州學者投身于文化研究與傳承的事業中。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，不僅是貴州的寶貴財富，也是中國學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在當今時代，我們回顧李獨清先生的一生，更能感受到他的價值與意義。他的學術精神和治學態度，為我們在追求知識、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提供了榜樣。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他的精神，繼續深入挖掘貴州的歷史文化，為貴州的文化繁榮與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，讓貴州的文化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絢爛的光彩。